第十九章

宋勉之的客厅里摆满了书。四面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架，密密匝匝地塞着各种厚薄不一的书籍，有些书脊已经破损，用牛皮纸重新糊过。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墨水的气味，混杂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。

他给我们倒了茶，茶是上好的龙井，叶片在水中舒展开来，散发出清幽的香气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举止儒雅的教授，刚才还用枪指着我。

“宋先生，”我直截了当地问，“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”

宋勉之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我没有找你们。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们在安庆闹出的动静太大了。”他放下茶杯，从茶几下层抽出一张报纸，摊开放在我们面前，“看看吧。”

那是一张三天前的《中央日报》，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写着：“安庆破获特大匪谍案，警备司令部缉拿两名要犯”。下面配了两张模糊的照片，虽然看不清楚五官，但身形轮廓分明就是我和陆蘅之。

报道的内容更是离谱，说我们是“受日伪指使的间谍”，在安庆从事“颠覆活动”，已经被通缉。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所谓的“罪证”，什么“私藏军火”“刺探军情”“煽动暴乱”，一项比一项严重。

“这是栽赃。”陆蘅之冷冷地说。

“当然是栽赃。”宋勉之靠在沙发背上，“但栽赃的人能量不小，能让中央日报刊登这样的消息，说明他在南京政府里有相当硬的关系。”

“赵鹤亭。”我说。

“赵鹤亭只是台前的人。”宋勉之推了推眼镜，“他背后还有人。一个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人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架上，抽出一本厚厚的《二十四史》，翻开夹着书签的那一页，从里面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递给我们。

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，穿着清朝时期的服饰，站在一座西洋风格的建筑前。中间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——是我祖父，沈守拙，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，意气风发。左边那个身材魁梧、浓眉大眼的，应该就是陆明远。

右边那个人，我从未见过。

那人身材瘦小，穿着一件青色长袍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面容清秀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他的眼睛很小，但目光锐利，即使隔着照片，也能感受到那种精明算计的气息。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他就是你们在找的樵山先生。”宋勉之的声音低沉下来，“当然，这不是他的真名。他的真名叫——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：“他叫陈竞之。是你祖父和陆明远在京师大学堂的同窗。”

我和陆蘅之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。

“他也是我父亲的同窗？”陆蘅之问。

“不仅是同窗。”宋勉之叹了口气，“他还是你父亲的……表弟。论辈分，你应该叫他一声表叔。”

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炸得我们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陈竞之……”我咀嚼着这个名字，“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祖父提起过？”

“因为这是他们三个人之间最大的秘密。”宋勉之重新坐下来，点燃了一支烟，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，“光绪三十一年，你祖父、陆明远和陈竞之，三个人一起参与了一项秘密任务——为朝廷调查日本人在东北的间谍活动。”

“那项任务的发起人，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。袁世凯得到密报，说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的活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，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，无法在外交上采取行动。于是他挑选了一批可靠的人，以各种身份为掩护，潜入东北进行调查。”

“你祖父和陆明远负责实地勘察，陈竞之则凭借他出色的绘画技艺和语言天赋，负责与日本人的周旋和情报的传递。三个人配合默契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