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

我们在破屋里一直待到天黑。

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晃动，我逐字逐句地读着祖父留下的那本册子，陆蘅之坐在对面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变化。

册子是用文言文写的，笔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，显然不是一次性写完的。有些段落被反复涂改，有些地方加了批注，还有一些页码被撕掉了，留下参差不齐的边缘。

我读到一半，手开始发抖。

“怎么了？”陆蘅之问。

我没有回答，继续往下读。

祖父的文字不带感情，像一份冷冰冰的案件报告。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沉重的负罪感，几乎要从纸页上溢出来。

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，杜瓦尔神父被杀的前十天。

祖父和陆明远在安庆城外的一家茶馆里碰头，交换各自收集到的情报。那天下午，祖父无意中提到了一件事——他在调查中发现，日本人的活动经费，有一部分是通过安庆的一家钱庄流转的。那家钱庄的老板姓吴，是浙江人，跟安徽官场的人来往密切。

陆明远当即表示，他认识那个吴老板，可以设法去打探一下。

六月初一，杜瓦尔神父的尸体在教堂后被发现。

六月初五，陆明远找到祖父，神色凝重地告诉他：吴老板失踪了。钱庄也关了门，账本全部被销毁。

六月初九，祖父在家中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杜瓦尔之死，乃因有人走漏风声。”

祖父在册子里写道：“余观信大惊，遍索记忆，知此事唯有明远与余二人知晓。若有人泄密，非余即彼。”

从那天起，他开始怀疑陆明远。

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疯狂生长。祖父开始留意陆明远的一举一动，发现他确实有一些可疑之处——比如他经常独自外出，回来后从不交代去了哪里；比如他有时会在深夜接待访客，访客的身份他讳莫如深。

七月，徐锡麟起义爆发，恩铭被杀。局势骤然大乱。

八月，祖父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——他趁陆明远外出时，潜入他的书房，翻到了一些信件。

那些信是用日文写的。

祖父不懂日文，但他认得信纸上的印记——那是日本驻芜湖领事馆专用的信笺。

他悄悄把信带回家，找人翻译。翻译的结果让他如坠冰窟：那些信，是陆明远与日本领事馆之间的通信。内容涉及杜瓦尔神父的调查进展、安徽官场的内部消息、以及一些军事部署的情报。

换句话说，陆明远确实在向日本人提供情报。

但册子里紧接着写道：“然余细究其信，发觉一事颇为蹊跷——信中所述之情报，多为余已知之旧闻，并无真正机密。且明远若果为内奸，何以如此大意，将信件留置书房，任人搜检？”

祖父陷入了矛盾。一方面，证据确凿指向陆明远；另一方面，这些证据又太过明显，像是刻意布置的。

九月，他决定当面质问陆明远。

“九月初七夜，余约明远于江畔相见。余直陈所疑，明远默然良久，方曰：‘守拙，你我相交十余载，你可信我？’余曰：‘信。’明远乃叹曰：‘既信我，便勿须多问。他日自有水落石出之时。’”

那场谈话没有结果。陆明远不肯解释那些信件，也不肯为自己辩护，只是反复强调“时机未到”。

十月，形势急转直下。陆明远被革职查办，罪名是“勾结乱党”。祖父四处奔走营救，但无济于事。

陆明远被押解进京的前一夜，两人在狱中见了一面。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