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五章

我们在巷子里站了很久，直到赵鹤亭一行人的脚步声彻底消失，才缓缓挪动脚步，走到一处僻静的屋檐下。

“你相信他吗？”陆蘅之问。

“一半一半。”我说，“他想扳倒唐绍仪，这一点我相信。但他是不是真心要跟我们合作，我不确定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赵鹤亭这种人，一辈子都在刀尖上跳舞。他能在军统混到处长，靠的不是良心，是手段。”我靠在墙上，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“他说他忍了十年，想报仇——这话可能有几分真。但更大的可能是，他嗅到了风向的变化，想提前跳船。”

“风向的变化？”

“唐绍仪虽然是元老，但在南京政府里并不是没有对手。蒋介石对他一直心存芥蒂，CC系也跟他不对付。如果有人能拿出唐绍仪通敌的铁证，蒋介石很乐意借此机会清除这个绊脚石。”我顿了顿，“赵鹤亭八成是看到了这一点，想抢在别人前面立一功，顺便公报私仇。”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明天去见见他。”我说，“但手里的证据不能全交出去。先给他一部分，看看他的反应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”

陆蘅之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那宋先生怎么办？”

“他说宋先生很安全——这句话我信。因为宋先生是他跟我们谈判的筹码，他不会轻易动他。只要我们答应合作，他自然会放人。”

我们不敢回宋勉之的住处，在附近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住下。房间狭小逼仄，窗户对着一条臭水沟，气味难闻。但胜在便宜，而且不需要登记身份。

我几乎一夜没睡。坐在床边，反复翻看那些信函，试图从中找出更多的线索。

唐绍仪的信一共有七封，时间跨度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二年。最早的一封，是他刚担任奉天巡抚时写的；最晚的一封，是他辞去国务总理之后。

从信的内容来看，唐绍仪与日本人的合作，并非始于清朝末年，而是早在光绪三十年左右就开始了。那时他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，在袁世凯手下做事。日本人看中了他在北洋系中的前途，主动与他接触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
他提供的情报，涵盖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多个领域。大到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，小到某位官员的个人隐私，无所不包。作为回报，日本人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支持，以及一些不便明说的“帮助”——比如帮他除掉政敌，比如在关键时刻为他制造舆论声势。

这些信函如果公之于众，唐绍仪不仅政治生命就此终结，连性命都未必能保住。

但问题是，这些信函只是复印件，不是原件。

我仔细检查过，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有一行小字：“本件系抄件，原件存某某处。”这说明陈竞之拿到的是抄件，而原件——很可能还在唐绍仪手中，或者已经被销毁了。

如果把抄件公布出去，唐绍仪完全可以否认，说这是伪造的。以他在政坛的人脉和影响力，未必不能颠倒黑白。

所以，我们需要的，是原件。

或者，是比这些信函更有力的证据。

我想起了陈竞之那封未完的信。信上说，他把证据分为了三处。第一处在画轴里，我们已经找到了——那是唐绍仪亲笔签署的一份密约。第二处在白门的小洋楼里，我们也找到了——就是这些信函。第三处——随着被撕掉的后半封信，成了一个谜。

那第三处证据，会不会就是原件？

如果是，它会藏在哪里？

我闭上眼睛，把自己代入陈竞之的处境。他查到了唐绍仪通敌的证据，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害，于是将证据分藏三处。第一处和第二处都比较容易找到，但第三处——他藏得最隐秘，也最重要。

他会把原件藏在哪里？

一个唐绍仪绝对想不到的地方，一个既安全又容易记住的地方。

我猛地睁开眼睛。

“想到什么了？”陆蘅之也没睡，看我突然坐起来，问道。

“那幅画。”我说，“《江山胜览图》。”

“画不是在我们手里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