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

江水在船底哗哗作响，两岸的灯火渐次稀疏。我坐在摇晃的船舱里，脑子里反复回荡着陆蘅之最后那句话。

“那份名单上，有你祖父的名字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。陆蘅之也没有再开口，只是默默地撑着船，竹篙插入水中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小船顺流漂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在一处荒僻的野渡口靠了岸。岸上有一座废弃的茶棚，歪斜的柱子上还挂着半截褪色的布幌子，上面依稀可辨“望江亭”三个字。

陆蘅之把船拴好，跳上岸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上来吧，这里安全。”

我跟着她走进茶棚。棚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张缺胳膊少腿的桌凳，角落里堆着一些稻草。她熟门熟路地从稻草堆里翻出一盏煤油灯，划燃火柴点上，昏黄的光晕勉强驱散了黑暗。

“这个地方，是我父亲以前带我来的。”她坐在一张破凳子上，双手捧着煤油灯，火光在她脸上跳动，“他说，如果有一天出了事，就来这里等他。”

“那你等到了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意：“我等了二十年，他一次也没来过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忍不住问：“那份名单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陆蘅之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目光复杂：“你真的想知道？”

“我已经被卷进来了。”我说，“就算我不想，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。与其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如死个清楚。”

她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仿佛在衡量什么。最后，她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一本巴掌大的册子，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。

“这是我从我哥那里拿到的。”她把册子递给我，“我父亲留下的另一份笔记。里面记载了那件事的全过程。”

我接过册子，小心翼翼地翻开。纸页已经泛黄发脆，上面的字迹潦草而凌乱，显然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成的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，三月。

安庆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杜瓦尔，在给一名中国信徒做临终告解时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——日本人在安徽境内秘密修建军事设施，名义上是开设洋行和商社，实际上是在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。

杜瓦尔神父将这个消息记录下来，写成一份报告，通过教会渠道寄往北京法国公使馆。但信件在半路被截获，落入了时任安徽巡抚恩铭的手中。

恩铭是满洲贵族，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但对洋人素无好感。他拿到这份报告后，没有上报朝廷，而是私下召见了几个心腹幕僚商议对策。其中就有我的祖父沈守拙，和陆蘅之的父亲陆明远。

三人商议的结果是：此事关系重大，必须彻查。但如果公开调查，势必打草惊蛇，于是决定暗中进行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祖父和陆明远以公务为名，在安徽各地明察暗访，搜集了大量证据。他们发现，日本人的渗透程度远超想象——不仅收买了多名地方官员，还在安庆、芜湖、合肥等地设立了秘密联络点，甚至在新军中安插了眼线。

事情在六月发生了转折。

杜瓦尔神父突然被杀，尸体在教堂后的菜地里被发现，身中数刀，死状凄惨。官府迫于法国领事馆的压力，抓了几个地痞流氓顶罪，草草结案。

但我祖父和陆明远都知道，杜瓦尔神父的死，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。

同年七月，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，发动起义。这件事表面上与日本人的阴谋无关，但实际上——根据我祖父的调查——徐锡麟的行动计划，曾经通过某个中间人，透露给了日本人。日本人又将消息泄露给了恩铭的政敌，借刀杀人，一举除掉了两个障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