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雨木匣里的拼好室

一九九八年的湖南邵阳，群山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墙，把我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死死围在中间。那年我刚好六岁，还没见过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去了贵州贵阳，挑着扁担在街头卖皮包和书包，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。家里只剩下我和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，守着两间漏风的土坯房，成了村里最寻常不过的留守儿童。

委屈像藤蔓一样缠在心头，我不甘心。凭什么别人有爸妈陪，我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？更让我愤怒的是，我都六岁了才刚刚开始读书！我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这操蛋的命运，六岁才启蒙，在这穷乡僻壤，难道我的一生就要被这大山彻底埋葬？

一九九八年的湘西南山区，雾气总是下得很迟。六岁的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、边角磨出棉絮的书包，踩着没过脚踝的露水往学校走。所谓学校，不过是山坳里一座孤零零的木结构老房子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只被岁月遗忘在群山褶皱里的旧匣子。屋顶的青瓦残缺不全，有的碎成了两半，有的长满了深绿色的苔藓，每逢雨天，这里就成了水帘洞。我咬着牙在心里骂：这他妈也能叫学校？连个遮风挡雨的顶都没有，简直是个破庙！

走进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一股混合着潮湿木头、陈年灰尘和孩子们身上泥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就是周深的教室——全村唯一的教室，也是全村唯一的希望。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，叫“复式班”，但孩子们私下里叫它“拼好室”。六个年级，四十多个孩子，全都塞在这一间六十来平米的屋子里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，拼好室？这哪里是拼好室，这分明是个沙丁鱼罐头！四十多个人挤在一起，连呼吸的空气都带着汗酸味，这环境恶劣得让人想骂娘。

因为一直在心里疯狂吐槽，没注意到我已经走到了教室门口，竟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刹那间，四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抬起头，疑惑地盯着我。我一下脸红了，那红晕从脖子根一路烧到耳垂，烫得像要滴血，尴尬得简直能在地上抠出个三室一厅。我飞快地跑进去，一头扎进教室最左边的角落，尽量不让大家注意到我。我在心里疯狂祈祷：求求了，这个学期大家千万别注意到我，毕竟我是个资深i人，实在受不了这种万众瞩目的窒息感。

但我很快就后悔了。那个位置靠近墙根，冬天灌风，夏天漏雨。我的课桌是一块厚木板钉在土坯墩子上，桌面坑坑洼洼，刻满了历届学生留下的涂鸦——有歪歪扭扭的“早”字，有不像样的手枪，还有谁偷偷刻下的心上人的名字。我从不往上面刻字，我不喜欢刻字，我只是用小拇指的指腹，一遍遍去摸那些凹凸不平的木纹，仿佛那是某种神秘的盲文，能告诉我山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。

教室的地面是没有水泥的泥土地，经过长年累月的踩踏，被鞋子磨出了一层油亮的包浆，坑洼不平。晴天时，稍一走动就尘土飞扬，阳光从木板墙的缝隙里斜射进来，照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疯狂舞蹈，像一群无处安放的灵魂。雨天才是最难熬的，雨水从瓦片的破洞里漏下来，滴答、滴答，敲打着泥地，砸出一个个小水坑。孩子们得练就一身本领：上课前要眼疾手快地把课桌和板凳挪到不漏雨的干爽地带；要是雨下得大了，地面上汇成细小的溪流，就得把脚高高翘在凳子横杠上，一节课下来，腿肚子酸得发麻。

我不禁在心里暗暗感叹，之前的孩子怎么这么苦？一股深深的怜悯涌上心头，心疼着曾经在这个环境里挣扎的周深。

讲台是几块长条木板拼起来的，油漆早已剥落，露出灰白的木质。黑板更简陋，是木匠用三合板刷上几层黑墨汁做成的，墨汁遇潮会泛白，粉笔写在上面沙沙作响，字迹虚浮，轻轻一擦就是一团灰雾，呛得前排的孩子直咳嗽。老师用的粉笔头短得捏不住，常常要用食指和中指夹着，写得极其省俭，每一个笔画都轻飘飘的，好像怕多用了一点粉屑。

在这个“拼好室”里，时间是被打碎了重新拼凑的。一位老师，要教六个年级所有的课。给一年级讲拼音时，老师扯着嗓子喊：“a——o——e——”，声音洪亮得能震落房梁上的灰尘。而此时，二年级的孩子就在旁边做算术，铅笔在纸上划得沙沙响；三年级的捧着一本破旧的《自然》，眼睛盯着插图里的熊猫发呆；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在默背乘法口诀；六年级的则皱着眉头啃分数应用题。

我作为一年级新生，一开始还带着成年人的自信，觉得这些题目简直小儿科。结果一翻开书，我傻眼了——除了a、o、e，我其他一概不记得！我绝望地意识到，我现在只有六岁的智商。我对这具身体的愚蠢感到深深的惋惜，对老天爷的恶作剧更是破口大骂。我既听不懂高年级的题，又怕被高年级那些大孩子凶巴巴的眼神吓到，只能缩着脖子，盯着老师嘴里吐出的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跟着老师把嘴巴张成圆圆的“o”型。我在心里嘀咕：之前的小孩眼神都那么吓人吗？明明我也只有六岁，可我还是被那些像小狼崽一样的眼神吓到了。

老师的教鞭是一根细竹枝，指着黑板时在空中划出凌厉的弧线。但他很少点到我。在这个拥挤又混乱的空间里，瘦小、沉默、衣服肘部打着补丁的我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个。我不举手，毕竟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个学渣，如今六岁，倒也保存着我自己的天真与可爱。我只是把语文书捧在胸前，那本书的封面早就没了，第一页写着“一年级上册”，字迹模糊。我跟着大家一起朗读，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哼哼，淹没在二三四五年级参差不齐的读书声里——那种声音像是一锅煮沸的粥，咕嘟咕嘟，乱糟糟却又热气腾腾。

冬天是教室最难挨的季节。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从木板墙的缝隙钻进来，贴着脚脖子往上窜。我穿着那件姐姐穿剩的旧棉袄，袖口短了一大截，露出冻得通红的小臂。我没有手套，握笔的手指僵得像胡萝卜，写几个字就要往手心里哈一口热气，搓一搓再接着写。墨水瓶放在桌上，没一会儿就结了一层薄冰碴，笔尖划上去打滑。有的孩子干脆把墨汁瓶揣进怀里捂着，写作文像是在完成一项庄严的秘密任务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喜欢看老师用那截短粉笔在黑板上写字。当老师用力写下“春天”两个字时，黑色的墨汁板子上现出一抹刺眼的白。我在心里描摹着这两个字：春，是三个人在太阳底下走路；天，是大大的一个方块。我想象不出书里说的“燕子”和“柳树”是什么模样，穿到这副身体后，其他的记忆都在上一世消磨殆尽，我只见过山里的麻雀和野竹子。我把下巴搁在冰凉的桌面上，望着窗外。窗外是连绵的青山，云雾缠绕在山腰，像一条巨大的、沉默的白色腰带。我常常看着看着就出了神，直到老师用竹教鞭敲一下讲台，我才猛地惊醒，慌忙把视线收回，盯着眼前的泥地——那里有一只蚂蚁正扛着一粒掉落的饭渣，艰难地向墙角爬去。看着它，我忽然找回了属于小孩的纯真，原来快乐可以这么大，又如此简单。

下课铃是挂在屋檐下的一段废铁轨，老师拿铁锤敲它，“铛——铛——”的声音能传遍半个山谷。铃声一响，高年级的孩子像出笼的鸟雀冲出去，在泥巴坪里追逐打闹。我不跑，因为我要让这具身体一定要识好字，大山里的孩子读书真的很难。我留在教室里，把刚才老师写的字偷偷在泥地上临摹。因为我没有笔，所以用树枝当笔，泥地当纸，一笔一划地写“a、o、e”，写“春天”。泥地软软的，写上去有种踏实的触感。有时候写错了，我就用脚底板抹平那一块泥，重新开始。阳光从屋顶的破洞漏下来，照在我专注的侧脸上，照见我睫毛上挂着的细小灰尘，也照见我眼底那一点点不甘熄灭的光。

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：周深，你听好了，我一定会为你创造一条最好的道路。哪怕这具身体被困在这穷山恶水里，我也要用这双沾满泥巴的手，为你劈开一条通往聚光灯的路！

在这个漏雨的木匣子里，六岁的周深度过了他人生最初也是最艰苦的学堂时光。我没有崭新的文具，没有温暖的暖气，甚至没有老师过多的关注。但我有这一方泥土地，这一块墨汁黑板，和小小的快乐……这一屋子混杂着汗味和梦想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