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重宇宙：京北春节（2）

父亲是在除夕后第七天凌晨走的。不是缠绵病榻的久别，是猝不及防的急症。头天晚上还精神矍铄地跟人通电话，语气不容置疑地安排着开春后的事务，第二天清晨，就被发现倒在了他那间宽大得能跑马的书房里，心脏骤停，走得干脆利落，没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。

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露台上对着灰蒙蒙的、飘着零星雪霰的天空发呆，手里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是周柯宇凌晨三点发来的邮件，字里行间全是项目受阻的焦灼和对家的思念。电话是白宇打来的，言简意赅，声音绷得像拉满的弓弦：“老头子走了。立刻回老宅。”

老宅那天的气氛，沉重得像一块吸饱了水的铅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。巨大的水晶吊灯也驱不散弥漫的阴郁。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客厅和走廊，低沉的交谈声嗡嗡作响，空气里混杂着昂贵香水的尾调、雪茄的余味和一种更压抑的、属于死亡的气息。政商名流，络绎不绝，个个神情肃穆，带着精心修饰过的哀戚，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。灵堂设在一楼最大的宴会厅，挽联如雪，白菊堆叠，父亲的巨幅遗像挂在正中，目光锐利依旧，带着洞悉一切的威严，冷冷地俯视着下方的一切喧嚣。

我们六个子女，穿着统一的黑色丧服，手臂上缠着黑纱，站在亲属答礼区，像一排沉默的、肃穆的雕像。大哥刘宇宁站在最前面，脸色依旧带着刻意维持的苍白，腰背却挺得笔直，偶尔抬手用手帕掩嘴低咳几声，眼神平静地接受着各方来客程式化的慰问。白宇站在他身侧，林薇安静地待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，他脸上的表情是恰到好处的沉痛，目光却锐利地扫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像在评估着什么。热巴是凌晨才从香港赶回来的，一身黑色羊绒大衣，风尘仆仆，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和一丝冷冽。何家那位太子爷何维紧跟着她，体贴地替她拿着包，低声说着什么，热巴只是微微颔首，目光疏离。张凌赫站在我旁边，一身黑色西装衬得他身形更加挺拔，但眼下的青黑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沉重阴郁，让他整个人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。他几乎没说话，只是偶尔抬手按一下发胀的太阳穴。周柯宇的身影没有出现，只有他委托白宇订的一个巨大白菊花篮，静静放在灵堂一角，挽联上是他匆忙潦草的签名，隔着太平洋传递着无力的哀伤。

我站在张凌赫旁边，只觉得这身丧服像一层冰冷的铁甲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那些或真或假的哀悼目光，那些虚情假意的安慰话语，像无数只嗡嗡作响的苍蝇，让人心烦意乱。目光扫过身边这些血脉相连却又无比陌生的“演员”：

大哥那刻意维持的虚弱咳喘；

白宇那完美面具下偶尔闪过的锐利审视；

热巴那礼貌到冰冷的疏离；

张凌赫身上那股几乎要凝成实质的疲惫和阴郁；

还有灵堂角落那个刺眼的花篮，无声诉说着周柯宇的缺席……

这一切像无数碎片，在我脑子里疯狂旋转碰撞。年夜饭那晚大哥倒掉药片的画面，如同一个无声的引信，点燃了我心中积压已久的巨大疑团。一个荒谬又惊悚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出来，带着冰锥般的寒意：父亲走了，这场持续了多年的、以爱为名的盛大演出，是不是也该……落幕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