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魏书·孝武皇帝本纪》（合订全本）

泰安三年冬十月乙亥，上幸华林园。是日大风，宫人私相语曰：“贵妃张氏有娠将娩，上犹泛舟曲池。”俄而张妃临蓐，血崩。太医令郑安奉药，上亲执其手，命尽术。漏下三刻，母子俱殒。上大恸，辍朝三日，素服临丧，追谥恭怀皇后，葬以殊礼。时有司奏郑安侍疾不谨，下狱。上曰：“天命也，非医之罪。”赦之。

泰安四年春，帝始亲师傅，从杨粟受经。粟性温而严，每进讲，必引古事以喻今。帝听之终日无倦容。尝有会稽赈灾之议，朝臣久不能一，粟独抗声请发仓。帝从之，诏曰：“民之饥渴，犹朕之饥渴。其先拨半数，余者核实续发。”由是灾民得苏。论者谓帝虽幼冲，已有仁主之度，而粟启沃之功亦不可没云。

泰安四年春正月，邓皇后立。初，恭怀皇后薨，中宫虚位，群臣请立后。帝立邓贵人为皇后。后性严正，有才色，既正位中宫，愈自抑损。尝衣素绢，裙不加缘，宫中叹服。然性忌，御下严刻。帝知而不问，由是后宫多怨，而帝待后益厚。

泰安四年秋七月，洛阳大雨，霖潦累日，宫城积水尺余。太史令奏：“雨为阴气，臣下侵上之象。宜防近习，远小人。”帝不省。

八月，有星孛于紫宫，经三旬乃灭。占曰：“星孛紫宫，君危。不出三年，宫车当晏驾。”帝闻之，笑曰：“朕之年寿，岂天定耶？”然自是心不自安，夜召程炽问计，炽对曰：“天命不可测，人事犹可为。陛下但修德政，安人心，则天命自归。”帝颔之。

泰安四年冬十月，帝下诏复人祭之礼。诏曰：“天地之序不可废，祖宗之法不可更。人祭之礼，上古有之，中古断之，今当续之。择良辰，选三百人，祭于南北郊，以祈国运昌隆。”诏下，朝野震骇。太常卿刘毓首谏，帝不纳。太学博士周堪继之，言甚切直，帝怒，罢堪官。自是群臣虽心怀忧惧，莫敢复谏。或问帝：“何以行此不仁之政？”帝曰：“朕非不仁，有所不得已也。”问者不敢深究。

冬十月戊申，帝行郊祀礼于城南，用人祭。太常寺先期选庶民三百人，老者六十以上、壮者二十至四十、幼者三至五岁，各百人，以为牲。帝亲临祭所，执刀行刑。是日天朗无云，而日色惨白，光不暖物。有白虹贯日，太史奏以为兵象。帝不省。祭始，杀老者于台下。次杀壮者于台中。及将杀幼童，杨粟驰至。粟趋步登坛，伏于帝前，涕泣请曰：“陛下若必欲杀人而后可，臣请以臣代。”帝视粟良久，曰：“卿来矣。”遂罢祭，携粟归宫。是日死者凡二百人。帝令有司厚恤其家，然终不以此废礼。

冬十一月庚申，帝以御酒赐郭遗。遗饮之，卒。帝不闻丧，亦不赐祭。中外莫敢言，惟杨粟在病中数问遗，左右不敢以实对。

十二月丁卯，杨粟疾笃，帝日夕视之，亲调汤药。太医数人会诊，皆曰：“正气已竭，虽扁鹊不能为矣。”帝怒，欲罪太医，粟止之，曰：“天命也，非医之罪。”帝乃止。

戊辰，粟卒于甘露殿偏殿，年二十有七。帝哭之恸，辍朝七日，素服临丧，赠大司马、太傅，谥曰文忠，葬以殊礼。当是时，洛阳城中士民闻粟卒，皆巷哭，学宫诸生罢课三日。粟既卒，帝不御朝者累月，章奏积压，百官惶恐。司马顾乘间揽权，宫禁内外，皆其耳目矣。

是月，帝幸镜水学宫，登坛召方士作法，欲召杨粟魂魄。方士不能，帝杀之，并焚学宫。火起时，帝在坛上，衣袍尽燃，左右救之，得不死。然帝自此恍惚，常言见杨粟于殿中，又言见郭遗于廊下，群臣莫敢言者。

泰安五年春正月，帝崩于甘露殿。初，帝自杨粟卒，哀毁逾礼，不视朝者累月。及闻任暖死，遂不复起。是月壬申，帝夜幸陵寝，卫士从之，帝止之曰：“朕独往。”遂入墓室，闭门不启。翌日，程炽等发门求之，见帝卧于寒玉棺中，与杨粟并，手握玉佩，面色如生，然气息已绝，不知何时薨矣。年二十三。无子。

程炽捧帝遗诏出，宣于朝。诏曰：“朕以凉德，承天命，居大位十载，不能安社稷，不能保良臣，深自愧焉。皇位其传司马顾，司马氏累世忠贞，必能安天下。朕死，勿以天子礼葬，从杨司马于地下，足矣。”司马顾遂受禅，改元永昌，是为太祖。追废曹熠为庶人，毁其陵寝。

史臣曰：孝武皇帝之崩，世以为自戕，然实非戕也。其心已死，形骸何惜？帝在位十年，初有仁君之度，后有暴主之行。其暴也，非本心，不能自制耳。杨粟在则帝安，粟去则帝狂。粟之于帝，非臣也，药也；帝之于粟，非君也，病也。病者死而药随之，亦其宜也。然帝临终诏禅司马氏，弃宗庙如敝屣，忘祖宗如路人，此岂人主所为哉？盖其心已属杨粟，天下不足恋也。悲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