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青溪镇

金陵城外三十里，青溪镇。

镇子不大，码头倒是热闹。运粮船和运布匹的船挤在一起，船夫们互相骂着对方不会撑篙，骂得字正腔圆，跟唱戏似的。空气里混着鱼腥味、桂花香、和谁家灶台上飘出来的红烧肉的味道。这三种味道互不相让，各占一片地盘——鱼腥占码头，桂花占巷子，红烧肉占整条街。

陆铮的旧相识姓秦，四十出头的寡妇，镇上的人都叫她秦婶子。她在码头边上开了间书坊，门面不大，左边卖文房四宝，右边租书。门楣上挂着一块旧匾，写了“琴书坊”三个字，漆掉了一半，远看像“今书坊”。她见我第一面，先看了我的脸色——大概不太好看——又看了陆铮，什么也没问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过了一阵，她端出来一碗热粥。白粥，上面搁了几粒腌萝卜，切得大小不一，有块大的快赶上拇指盖了。不是御膳房那种切得跟尺子量过似的萝卜丁，是普通人家的萝卜丁。咸里带点甜，腌的时候大概放了糖。

“姑娘要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萍水相逢，也是缘分。”

秦婶子说话的时候喜欢拿围裙擦手，说一句擦一下，粥碗递过来之前又擦了一下。那围裙本来是蓝的，洗得发白，上面沾了墨点和油渍，一看就是在书坊和厨房之间来回跑了不知道多少趟。

她给我收拾出一间小屋子，在后院，窗户对着一条小河。推开窗能看见对岸的芦苇，风吹过来的时候芦苇会弯成一片，簌簌簌，像在说悄悄话。床上的被褥是新的，棉花塞得鼓鼓囊囊，枕头套上绣着两只水鸟。秦婶子说是鸳鸯。我看着像鸭子。但没说。

在秦婶子家住了五天。

高烧退了。能下地走路了。能在院子里晒太阳了。秦婶子的书坊生意不咸不淡，隔壁有个胖小子天天来蹭书看。他坐门槛上翻《山海经》，指着插图里的九尾狐说这狗真好看。秦婶子嗑着瓜子纠正他那是狐狸。他说反正都是毛茸茸的，有什么区别。秦婶子说区别大了，他说那你给我讲讲。秦婶子讲不出来，把瓜子壳扔他身上。

我坐在旁边翻一本旧《水经注》，听到这段笑了一下。胖小子抬头看我：“苏姐姐你笑什么。”

“笑你可爱。”

“我娘说我这不是可爱，是缺心眼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，不是在自嘲，是在陈述事实。

“你娘说话倒挺实在。”

“我娘说实在人吃亏。”

“你娘说得对。”

他低头想了一下，又抬头：“那我以后不说实话了？”

“你娘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那她什么意思？”

我被问住了。秦婶子在旁边笑得瓜子都喷出来了。

日子真慢。慢到让人不习惯。在尚书省的时候，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奏折、朝会、弹劾、被弹劾、再弹劾回去。时辰不是按早中晚算的，是按早朝、午议、晚奏算的。现在按什么算？按秦婶子什么时候喊开饭，按胖小子什么时候被他娘揪着耳朵拎回去，按河对岸的渡船什么时候收工。渡船收工的时候船夫会唱一句“收工喽——”，嗓门大得全镇都听得见。

第六天，我换了身素色布衣，坐渡船进了金陵城。

金陵跟京城不一样。京城是规矩摞着规矩，每条街都修得横平竖直，连槐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大小。金陵是水道缠着水道，河多桥多，两岸白墙青瓦，姑娘们穿得比京城花俏。卖菱角的阿婆能跟你讨价还价半个时辰，最后便宜了一文钱还送你一把葱。葱用稻草扎着，四根，不多不少。

我路过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，摊主大娘正在骂她老伴火候不对。她老伴缩着脖子铲沙子，铲一下缩一下，砂子炒得哗啦啦响。

“你看这栗子！”大娘剥开一颗递到我面前，栗子壳黑了一半，里面的肉倒还是金黄的，“这老东西又炒糊了。姑娘你尝尝，不要钱。”

我接过来咬了一口。确实糊了，苦的。但里头那颗栗子肉还是甜的。

大娘又把另一颗塞进我手里：“这颗好，这颗是我炒的。”她老伴在旁边嘟囔了一句“明明是我翻的锅”，被瞪了一眼就不吭声了，继续铲沙子，铲得更响了。

我在街上转了两天。不是瞎转，是找东西。

找到了。永昌钱庄。

顾家的产业，门面不大，藏在两条巷子中间，招牌上的金字都掉了一半漆，“永”字只剩一半，“昌”字的日字旁缺了个角。但进进出出的客人没一个普通人。我在对面茶摊坐了一下午，要了一壶最便宜的大麦茶，数了数——两顶官轿、三匹快马、还有一批货从后门抬进去。箱子落地的时候砸得闷响，抬箱子的人腰都弯了。

就是这儿了。

第三天，永昌钱庄门口贴了张招工启事。红纸黑字，贴得歪歪扭扭，墨迹被雨洇了一角，但还能看清——招账房一名，需熟账目，能写会算。月钱二两，包午饭。

我看着那张纸，嘴角拉了一下。午饭不午饭的不重要。账房能碰到账本。账本里藏着顾家的秘密。沈家的秘密也在里面。

回秦婶子那儿收拾行李。秦婶子正蹲在院子里翻被褥，说春天潮，得趁有太阳多晒。见我包袱打好了，她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。

“姑娘要去哪？”

“去城里找活儿。”

“什么活儿？”

“账房。”

她愣了愣，然后笑出声，嘴里瓜子壳喷了一地：“姑娘你这双手可不像是拿算盘的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这双手拿过笔批奏折，拿过剑挡刺客，拿过御赐毒酒。手指上还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，拇指内侧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——是弹劾户部尚书那年他恼羞成怒摔了砚台，碎片飞过来划的。

确实不太像拿算盘的。

但人总要吃饭。

第二天一早我进了金陵城。换上最素的那件布衣，头发绾了个最简单的髻，用一根木簪别住——秦婶子借给我的，她说这是她年轻时戴的，不值钱但还算体面。我照了照铜镜，镜子里的人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眼神是稳的。

永昌钱庄开了门。钱掌柜正指挥伙计搬箱子，小短腿来回倒腾得飞快，嘴里喊“轻点轻点那是货不是石头”，伙计说掌柜的您自己搬一个试试。钱掌柜假装没听见。

他看到我站在门口，上下打量了两眼。

“你是来？”

“应聘账房。”

“哦对对对，招工启事。”他把我领进柜台，从架子上抽出三本旧账，“先试试。把这三个月的流水拢一下，我看看手法。”

我在柜台后面坐下来。算盘是旧的，珠子被磨得发亮，拨起来有点涩。我用手指拨了两下，珠子卡在档上不动。低头一看，档缝里塞着一小团纸。抠出来展开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字——柳。

大概是前一个账房留下的。

我把纸团放到一边，开始拢账。第一本，腊月。进项三笔，出项五笔，差额平。第二本，正月。进项六笔，出项四笔，有两笔数字对不上，差额是五两，大概是记账的人算错了。

第三本翻到一半，我的手指停住了。

甲子年七月初三，收沈家别业一所，作价三千两。

甲子年。沈家。

十二年前。我家的宅子。

算盘珠子在指尖停了一息。就一息。然后我继续拨，没有停顿，没有多看。脸上没表情。心里有一场大火，烧了十二年，从来没灭过。

钱掌柜在旁边看我打算盘，看了一会儿，小眼睛眯起来。

“苏姑娘，你这手字可不像普通账房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忘了这茬。我的字是养父手把手教的，他是前任尚书令，一手楷书连先帝都夸过。写账本的时候不自觉带出来几分。

“以前在家跟着父亲学过几年字，”我低头收拾砚台，“父亲是教书先生。”

“怪不得。”他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但他那双小眼睛里分明写着一个问号，藏在眯起来的弧线底下。

我决定以后写字再潦草一点。越丑越好。

傍晚，我在金陵城里租了间小屋子。青瓦白墙，窗户外边是条小河，能听见水声。屋子不大，刚好放一张床一张桌。桌上有个旧烛台，烛泪堆在碟子里像座小山。墙上钉着个木钩，挂衣服用的，木钩上还留着上一任租客的红头绳——大概是个姑娘，走的时候忘了摘。

我把包袱打开。两件布衣，一条旧毯子，半两碎银子，半包糖炒栗子——卖栗子大娘硬塞的。还有一封信。萧临渊那八个字。折了三折，边角压得整整齐齐。

我把信塞到枕头底下。想了想又拿出来，放进抽屉里。抽屉里已经有一根木簪——秦婶子借我的那根。两样东西挤在一起，看着不太搭。但都是别人给的。

窗外河面上有船灯晃过，在水波里碎成金黄色的光点。隔壁有人在拉二胡，拉得跟杀鸡似的。远处有狗叫，叫了几声被主人骂停了。再远处，更夫的梆子敲了三下。

三更天了。

我靠在床头，把今天的账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沈家别业，三千两。那个数字不对。三进宅院在金陵城最少值一万两。他们把差价吃了。

但不止是吃了差价，是把整座宅子吞了。

没关系。我有的是时间。

一笔一笔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