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五章 交织

肖战每天清晨都会站在窗前，把那扇朝东的窗户推开，让第一缕光照进来。光很淡，薄薄的，像一层纱，铺在地板上，铺在床上，铺在江阳初日渐消瘦的手背上。

江阳初已经不太能下床了。

从荔湾湖回来之后，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。起初还能扶着墙走到窗前坐一会儿，后来连走到窗前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，靠着枕头半躺着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呼吸很轻很慢。

肖战把客栈的房间退了，换了一间更安静的，听不见街上的喧嚣。他把江阳初的床挪到靠窗的位置，让他一睁眼就能看见天。他每天给江阳初擦身、换衣、喂药、喂饭。把药片碾成粉末，和在粥里，一勺一勺地喂。江阳初有时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，粥从嘴角流下来，肖战用毛巾轻轻地擦掉，不叫醒他。

等江阳初睡着了，他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拿出那本英文诗集，翻到某一页，安静地看。但他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

沈佩瑜每天都会来，有时带一盅炖汤，有时带一碟点心，有时什么都不带，就只是来坐坐。她坐在江阳初床边，跟他说说话。

李闵月隔一天来一次。巡演已经结束了，她本可以跟着戏班去下一个城市，但她没有去。她留在了广州，住在沈佩瑜的客栈里。她来的时候会给江阳初唱一段，声音不大，不像在台上那样用尽全力，收着藏着，像哄孩子睡觉的摇篮曲。

江阳初闭着眼睛听，嘴角微微弯着。

有一天他忽然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轻到李闵月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听清。他说——“闵月，再唱一段《苏三起解》吧。”李闵月唱了。他听完后，睁开眼睛，看着李闵月。“你比你爹唱得好。”他说。

李闵月的眼眶红了，她笑了一下，“江先生，您每次都这么说。”

“因为是真的。”江阳初说完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王守德来广州后没有回北京，他每天来客栈一次，有时候上午，有时候下午。他来了也不做什么，就是坐在江阳初床边的椅子上，看着江阳初。两个人有时候说几句话，有时候一句话都不说。

有一天下午，江阳初醒着，精神还好。他看了看坐在床边的王守德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守德，一博有没有信来？”

王守德摇了摇头。“没有。前线通邮不便。”

江阳初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战儿呢？战儿有没有收到信？”

王守德又摇了摇头。“也没有。但陈教官那边有消息，说队伍已经到了韶关以北，具体位置不清楚，但人没事。”

江阳初看着他，嘴角慢慢地、慢慢地翘起来。“人没事就好。”他说完，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了。

王守德坐在那里，看着江阳初那张越来越瘦的脸。他想起很久以前，他和江阳初第一次见面。那也是在秋天，他来请江阳初给王一博推荐一位先生。江阳初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一下一下地摇着，问他——“你儿子想学什么？”他说——“什么都行，先生看着教。”江阳初看了他一眼，说——“什么都行，是最难教的。”

第二天，肖战就去了王家。

王守德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肖战刚从牢里出来，是江阳初四处奔走才保出来的。他只知道这个年轻人虽说年轻，但眼睛很沉，不像二十岁的人该有的样子。

他以为肖战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，以后会像那些先生一样被王一博气走。但肖战没有走，他留下来了。他留了快两年，把王一博从一个缩在壳里不肯出来的孩子，教成了一个站在台上从校长手里接过荣誉的少年。

王守德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没有肖战，王一博会变成什么样？也许还像他大哥刚走那会儿那样，不怎么说话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也许气走了一个又一个先生，然后被送去哪个铺子里学生意，一辈子待在柜台后面，拨着算盘。也许——也许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他看着江阳初那张瘦削的、苍白的、闭着眼睛的脸，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他最后只说了一句——“江先生，您放心。”

江阳初没有应，但他嘴角的弧度还在，弯着，很轻很淡，像一枚薄薄的新月。

十一月中的广州天气渐渐有了凉意。

榕树的叶子开始落了。叶子从枝头飘下来，落在青石板路上，被人踩碎了，发出一声极轻极脆的声响。

肖战每天早上出去买菜，穿过那条骑楼下面长长的廊道。廊道两旁的铺子一家一家地开门了，卖烧饼的、卖云吞面的、卖凉茶的，热气从铺子里涌出来，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复杂的、温暖的、活着的味道。

他走得很慢，目光在那些铺子之间扫来扫去。他在找信，找那个穿绿色制服的邮差。邮差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经过这条街，骑着那辆叮当响的自行车，车后座的帆布包里装着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。

他每天都会站在那里等，等到十点，等到那个叮当声从巷口传进来，等到邮差在他面前停下车，翻着那一沓信，然后抬起头，对他说——“肖先生，今天没有您的信。”

他每天都会等到这句话，每天都会听到这句话。他点点头，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
他买完菜回去，把菜放在厨房，上楼看看江阳初。江阳初还在睡，呼吸很轻很慢。他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凉的，不烫。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去厨房，把药片碾成粉末，和在粥里。粥在灶台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锅粥，看着那些气泡从锅底升上来，在表面炸开，一个接一个地炸开。他忽然想起王一博说他瘦了，说他不会好好吃饭。他想着这些话，鼻子一酸。他抬起头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看不见太阳，也看不见云。

他把粥端上楼，一勺一勺地喂给江阳初。江阳初今天醒着，精神还不错，喝了大半碗。喝完粥，他看着肖战，问了一句：“今天有信吗？”

肖战摇了摇头。“没有。”

江阳初看着他，没有再问，闭上眼睛，继续睡了。

肖战把碗端下去，洗干净，放回橱柜里。然后他回到房间，坐在桌前，铺开信纸，拿起笔。笔尖在纸面上悬了很久，然后他落笔了。

“一博，今天还是没有收到你的信。但我不急。我知道你忙，知道你在做要紧的事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很好，江先生也很好。沈小姐每天都来，闵月小姐隔一天来一次。王老爷也在广州，他每天都来看江先生。今天早上我又去买菜了，那家卖烧饼的铺子老板认识我了，他问我是不是北方人，我说是。他说北方好，北方有雪。我说是。他说他想去北方看看雪，一辈子没看过。我说会看到的。”

他写到这里，笔停了一下。他看着纸上那些字迹，工工整整的，一笔一画的，像刻进去的。他继续写。

“今天早上我在街上站了半小时，等邮差。他没有来。后来我去买菜的时候问了一下旁边铺子的老板，他说那个邮差昨天回老家了，换了新的，明天才来。我明天再去等。”

他写完最后一行字，把信纸折好，装进信封，在信封上写下“王一博收”。他不知道这封信要寄到哪里，前线没有固定的地址。但他还是写了，他把信放在桌上，压在一本诗集下面。

那本诗集下面已经压了好几封信了，都是他写给王一博的，一封都没有寄出去。他把它们按顺序排好。有时候他会把它们拿出来，从头到尾读一遍，读完之后再按顺序放回去。

窗外的天暗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户关上。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凉凉的，带着一股潮湿的、混着青苔和泥土的气味。他把窗帘拉上，转过身，看着房间里那盏昏黄的灯。灯不大，瓦数不高，照不了多远，但够亮了，够他看清桌上的信纸，够他看清床上那张安静的、苍白的、正在一点一点变远的脸。

前线。

雨停了，但天还是灰的。太阳偶尔从云层的缝隙里露一下脸，像一个人从窗帘后面往外看一眼，又缩回去了。地面的泥巴开始干了，踩上去不再是软绵绵的，有了硬度，靴底踩上去能听见咔咔的声响。

王一博已经不再数日子了。

不是不想数，是数不清了。每一天都差不多，炮声，冲锋，退下来，再冲锋，再退下来。有时候攻下一个阵地，有时候守不住退回来。阵地换来换去，昨天是他们的，今天是对方的，明天不知道是谁的。

但每一天都有人倒下。

有些是认识的人，有些是不认识的。认识的人里，有些还来不及记住名字就没了。你只知道他是和你从同一个学校来的、同一个车厢坐来的、同一个战壕里蹲过的。有天晚上他还在跟你分一块干粮，第二天早上你喊他的时候他不应了，你伸手去推他的肩膀，手指摸到一片湿黏的、还在往外渗的温热，你把手指收回来，借着炮火的光看了一眼——红的。

然后你把他身上的弹药拿过来，装进自己的口袋，继续往前跑。

不能停。停下来就跑不动了。

秦安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，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军装挂在身上像一件借来的衣服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声说话了，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，只是蹲在战壕里，手里握着枪，眼睛看着前方。但每次冲锋号响起来，他总是第一个爬出战壕，跑在最前面，像一头被激怒了的、不知道疼不知道累不知道死的牛犊。

林忻也瘦了，那一头卷毛被帽子压了太久，摘掉帽子也弹不回来了，服服帖帖地贴在额前，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。但他的话还是多的，只是不再说那些漫无边际的事了，说的都是眼前的事——“粮食还能撑三天”，“弹药不多了，省着用”，“那边的路被炸断了，补给上不来”。

李云锌还是安静。他那个小本子写满了，铅笔也磨秃了，但他还是时不时把它从怀里掏出来看。没有人知道上面写了什么。也许是他每天睡前在心里默念过无数遍的、那些人的名字。也许不是。

王晟达还是一样沉默。他从不抱怨，也很少跟人交流。他永远是那个最早到达指定位置、最晚撤下来的人。他的枪永远擦得最亮，他的弹药永远整理得最整齐。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，但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总是挡在最前面。

有一天晚上，炮声停了。那种安静像一堵墙，从四面八方压过来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王一博靠在战壕壁上，把行军包垫在腰后，从怀里掏出那支钢笔。笔杆上又沾了泥，他用袖子擦干净，举到眼前。没有月光，也没有星光，他看不见笔杆上的光泽，但他摸得到。他握着它，感觉到那颗坚硬的、细长的、还带着他体温的东西正贴着他的掌心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他想起肖战。想起他在厨房里切菜的样子，刀起刀落，黄瓜片薄薄的、透透的，一片一片地落在案板上。想起他在枣树下看书的样子，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洒在他身上，把竹青色的长衫照得发亮。想起他站在客栈窗前的身影——模糊的、隔着一道雨帘的、他永远忘不掉的身影。

旁边的秦安翻了个身，把行军包弄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。黑暗中有人咳嗽了一声，咳得很压抑，像怕惊动了什么。远处又响起了炮声，闷闷的，很远，像是在山的另一边。

他把钢笔塞回怀里，拎起枪，在黑暗中坐了一整夜。

十一月中的时候，后方来了一封信。

不是寄给王一博的，是寄给陈匪的。信封上盖着广州的邮戳，陈匪拆开信，看了一遍，然后把信折好，塞进口袋里。

那天下午，他把王一博叫到一边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，递给他。“你先生的。”

王一博接过去。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。他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没有反应过来，看了第二遍，手开始抖了。

“一博，江先生走了。十一月二十日凌晨三点。他走的时候很安详，没有痛苦。沈小姐和闵月小姐都在，王老爷也在，我陪着他，握着他的手。他走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——‘告诉一博，我喝过广州的茶了，很好喝。’他还说——‘让他好好飞。’”

王一博蹲了下去。他蹲在地上，把脸埋在膝盖里。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没有声音。

陈匪站在他旁边，没有蹲下来，也没有拍他的肩膀。只是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人移栽到这里、还没有完全扎好根的、沉默的树。他仰头看着天。天还是灰的，灰得很均匀，看不出云层的厚薄，看不出天有多高。

过了很久，王一博站起来。他把信折好，揣进怀里，贴着那支钢笔。

“陈教官，我没事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哑，但没有抖。

陈匪看着他，看着他红着的眼眶、干了的泪痕、被自己咬破的嘴唇。他伸出手，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很重。

“你先生说你什么都不怕。但怕你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。”他的声音不大。

王一博看着他，嘴角动了一下，想笑，但没有笑出来。

“他说的对。”陈匪说完，转过身，大步走了。

王一博站在那里，站在原地，站了很久。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摸到那封信，摸到那支钢笔，摸到那两样东西贴在一起、隔着薄薄的衣料硌着他的胸口。

他想起江阳初在梨园楼说的那些话——“一博，你喜欢的那个东西，你好好学。以后有大用处。我这一辈子，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就是捡了一个小孩，把他养大了。他去了美国，念了书，回来了，当了先生。他教了你，你去开了飞机。这就够了。”

他还想起江阳初说——“你先生这个人，脾气倔，不会照顾自己。以后，你帮我看好他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天上那层厚厚的、灰蒙蒙的云。太阳藏在云的后面看不见，但云层的边缘有一圈淡淡的、银白色的光晕，很薄很薄，像一个人快要闭上眼睛之前最后那一道光。

他想起去年在郊外的山坡上，他问肖战——“先生，你说云能摸到吗？”肖战说——“摸不到。太高了。”

他又问——“那飞机能摸到吗？”肖战说——“能。飞机从云层里穿过去的时候，驾驶舱的窗户上会蒙上一层水雾。那种感觉，大概就像把手伸进一团湿漉漉的棉花里。”
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云层边缘那圈银白色的光晕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。

“江先生，我会替您去看海。我会照顾好先生。您放心。”他在心里说。

他转过身，拎起枪，走向了战壕。

十一月下旬。

战斗越来越频繁了，几乎每天都有交火。有时是清晨，有时是半夜，有时是正午。没有规律，没有预告，有时候你正在啃一块干粮，炮声就响了。

王晟达受了伤。不是重伤，是弹片划过了左臂，划了一道口子，不深但很长，从肩膀一直划到手肘。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，他一声没吭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像那块肉不是他的。包扎完他拿起枪，又上了阵地。

秦安的耳朵被震坏了，有一边的耳朵听不太清了。有人大声跟他说话，他偏过头，把好的那一边耳朵凑过去，听完了点一下头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
林忻在一次冲锋中摔进了弹坑，右腿磕在坑壁上，肿了一大片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但他没有掉队。他跟上了队伍，跑在后面，瘸着腿，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

李云锌在一次夜袭中救了一个人。那个人不是他们队的，是步兵连的，倒在路边的弹坑里，腿被炸断了，血把坑底的泥水染成了黑色。李云锌跳进弹坑，把他背出来，跑了半里路，送到后方。他的后背全是那个人的血，干在衣服上，硬邦邦的，像一层壳。

十一月最后一天，下了雨。不是广州那种细细密密的、像雾又像烟的雨，是一种更急更猛的、砸在脸上生疼的雨。

阵地上的泥浆没过了脚踝。战壕里全是水，泡着那些还没来得及清理的东西。王一博蹲在战壕里，雨水顺着钢盔往下淌，在眼前形成一道水帘。他的衣服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冷得发抖，但他的手没抖。他握着枪，手很稳。

炮声忽然停了。

雨还在下。那种安静比炮声更让人害怕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慢得像一口钟。

然后他听见了哨声。

冲锋号响了。

他爬出战壕。靴子踩在泥浆里，陷进去，拔出来，再陷进去。他跑得很慢，比平时慢得多。但他没有停。子弹从耳边飞过去，发出尖锐的、像哨子一样的声响。炮弹在身后炸开，掀起的泥土下雨一样地落下来。他一直在跑。

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。也许是一分钟，也许是一刻钟。他只知道前面的战壕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他跳进去了。

他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什么，软的。他没有低头看，端起了枪。

战斗持续了不知道多久，也许很短。也许很长。他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枪管烫得能烤肉，枪托上全是泥。他只记得有人在他身边倒下去，他扶了一把，那人又站起来了，又往前冲。他只记得他的嗓子干得像要冒烟，嘴唇上全是干裂的白皮。

然后炮声停了。枪声也停了。

雨还在下。他靠在战壕壁上，浑身是泥，脸上也是泥，泥混着汗，混着血，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。耳朵里嗡嗡嗡地响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太真切。

雨从云层里落下来，落在他脸上，落在他眼睛里，顺着眼角往下淌。

他把枪拎起来，转身走向了阵地的另一头。

广州的十一月末，雨也停了。

肖战站在窗前，把那扇朝东的窗户推开。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，淡淡的，薄薄的，照在他脸上，照在他手里的信纸上。

他又拿出了那封没有寄出去的信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读完以后，他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里，压在诗集下面。他低下头，看着那本诗集。诗集的书页已经泛黄了，边角卷了起来，封面上的烫金字体磨损得看不太清了。那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唯一一本中文书——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。

他翻开第一页，看见自己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——“1924年冬，纽约。”

他又翻了一页，看见另一行字，墨水的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是王一博写的——“先生教我英文，第一首诗。”

他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，然后合上书，放回桌上。

他走到床边，坐下来。床是空的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摆得端端正正。江阳初的拐杖靠在床头的墙上，他每天都能看见它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那根拐杖。木头是凉的，光滑的，被人握了太久的痕迹还留在上面——握把处磨出了一个浅浅的凹槽，刚好是一只手握上去的形状。

他把手放在那个凹槽里，握了一下，然后松开。

“先生，一博还没有来信。但我收到陈教官的消息了，说他还好，说他还活着。他说他会回来的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怕惊动了什么。

窗外的光又亮了一些，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窗台上。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，是沈佩瑜前几天带来的，还没有开花，叶子绿油油的，挺得直直的。他看着那盆水仙，想起去年冬天在琉璃厂的小院里，江阳初坐在藤椅上，他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开了一半的水仙花。

那时候他以为那样的日子还会有很多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那条骑楼下面长长的廊道。廊道两旁的铺子都开了，卖烧饼的、卖云吞面的、卖凉茶的，热气从铺子里涌出来，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复杂的、温暖的、活着的味道。
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个方向。

他在等。

等邮差从巷口拐进来，等车铃叮当叮当地响，等那个人翻遍帆布包，从最底下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递给他。

等那个他每天都在心里念无数遍的名字，从纸上落到他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