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章 新朋友

汽笛声远了。

火车晃荡着往前开，窗外的景物从灰砖灰瓦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又从平原变成了起伏的山丘。王一博靠在座椅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脸颊贴着冰凉的玻璃窗。窗玻璃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从边框蜿蜒进去，像一条干枯的河。

车轮碾过铁轨，哐当哐当，哐当哐当。他开始数。数到一百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是肖战的笑。数到五百的时候，还是。数到一千的时候，他把眼睛闭上了。

午饭的时候他没有吃。

列车员推着小车从走廊经过，吆喝着“盒饭——热乎的盒饭——”，他听见了，但没有动。他不饿。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堵着，满满的，胀胀的，什么都装不下了。

他摸了摸下巴，仿佛那里还残留着肖战嘴唇的温度。他把手放在那里，放在那片已经散了的温热上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傍晚的时候，火车停了一个站。

站台上的灯亮了，昏黄的光从车窗照进来，在他脸上画出一道一道明暗相间的条纹。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脚步声杂沓，说话声嗡嗡的，像一群蜜蜂在窗外飞。他没有动。

他不想知道到了哪里。不管是哪里，都不是广州，都不是北京。都是路上。路太长，长得让人不想往里看。

火车又开了。

他又开始数——哐当哐当，哐当哐当。数到不知道多少的时候，他睡着了。

梦里他还在那间书房里，肖战坐在对面，低着头，手指捏着书页的边缘，慢慢地翻过去一页。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照在他的睫毛上，镀了一层金边。他叫了一声“先生”，肖战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笑了。然后梦就碎了。

他醒过来，发现自己靠在冰冷的玻璃上，脖后僵得发酸，窗外一片漆黑，已经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。他坐直了身子，把脖子转了转，发出一声细碎的咔嚓声。他看着窗外无边的黑暗，忽然觉得孤独像那夜色一样，铺天盖地地漫过来。他低下头，把脸埋进手掌里，静了很久。

火车是在第二天上午到的武昌。

武昌站比之前停的那些小站大了许多，月台上人来人往，挑担子的、扛包袱的、拎皮箱的，挤挤攘攘的。

王一博从车窗往外看了一眼，又收回了目光。他不想动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。他只是靠在座椅上，等着火车再次开动，等着那个遥远的、还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广州，一点一点地靠近。

包厢的门被拉开了。

不是列车员，是一个年轻人。

他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的皮箱，箱子上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标签。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露出一截晒成小麦色的小臂。头发是卷的，一头蓬松的小卷毛，像刚出炉的面包，松松软软的，在灯光下泛着栗色的光泽。他从门框里探进半个身子，看了一眼包厢里的铺位号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车票，然后把皮箱拎起来，往里走。

“你好啊。”他说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带着一股南方口音，但不是广东话，是湖北话，拐来拐去的，像一条在田埂上慢慢爬的蛇。

王一博看着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那人也不在意，把皮箱塞进铺位底下，在对面坐下来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，打量着王一博。他长了一张很好看的脸，浓眉大眼，眉骨高，眼窝深，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，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。眼睛格外的亮，干净透亮，像山间的溪水。他眼睛弯了弯，嘴角也弯了弯，笑得很自然，像是在看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。

“你去哪里呀？”那人问。

“广州。”

那人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没有问去广州做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我也是。我家在武昌。”他往后一靠，翘起二郎腿，看着王一博，看了一会儿，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一些，变得不那么张扬了，多了一点什么——不是怜悯，是一种“我懂”的安静。

“你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吧？”他说，“看你兴致不高。”

王一博没有接话，他看着窗外。

窗外是武昌的月台，月台上的人还在来来往往，有的已经上了车，有的还在找车厢，有的站在月台上跟送行的人告别，抱在一起，松开，又抱在一起。他看了几秒钟，把目光收了回来。

那人没有追问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又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，扇了扇风。武昌的七月比北京还热，热得黏糊，空气里全是水汽，像一块湿透了的热毛巾捂在脸上。

“我叫林忻。”他忽然说，伸出手，“你呢？”

王一博看了那只手一眼，迟疑了一瞬，然后伸出手，握了一下。“王一博。”

“一博，”林忻把他的名字翻来覆去念了两遍，点了点头，“好听。”他没有松手，握着王一博的手，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看了一会儿。“你也是去广州——该不会是去大沙头吧？”

王一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。他看着林忻，没有说话。林忻看着他的表情，嘴角慢慢地翘起来，翘得很高，梨涡深深地露出来。

“我也是。”他说，松开了手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笑容更大了，“考上了？”

“嗯。”王一博说。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比刚才轻了一些。

林忻没有问他那些大人见面时总要问的、没话找话的问题。他只是笑了笑，笑得很开心，像是一个人在黑漆漆的路上走了很久，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个人，也是往同一个方向去。

“那可太好了，”林忻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我还怕路上没人说话，闷都要闷死了。”

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林忻的侧脸上，把他那一头小卷毛照得亮亮的，像镀了一层金。他歪着头，看着王一博，嘴角还挂着那个笑，像一只被太阳晒得舒服了的小猫。王一博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心里那个堵着的东西松动了一点。不是全松了，是松动了一点，像冬天的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你看不见，但你知道它在动。

火车开了。车轮又唱起那首哐当哐当的歌，但这一次，有人和他一起听了。

林忻是个话匣子。

不是那种聒噪的、让人耳朵疼的话匣子，而是那种自然的、像河水流淌一样的话匣子。他的话不急不慢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想说了就说一大串，不想说了就安静一会儿，安静完了又继续说。他从不觉得冷场是尴尬，也不觉得沉默需要填补，他只是在那里，像一棵树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该长叶的时候长叶，该开花的时候开花。

他告诉王一博，他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。“武昌城里最大的中药铺子，就是我家的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炫耀的意思，语气很平，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一样随意。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大哥在汉口管分号，大姐在上海学西医，三哥还在念书。他是老幺，家里最小的。

“所以他们都惯着我。”林忻笑了笑，笑里有不好意思。

他告诉王一博，他从小就不爱背医书。家里堆满了《本草纲目》《伤寒论》《黄帝内经》，他一本都没读完过。他父亲说他不务正业，他也不恼，笑嘻嘻地顶嘴说——“我要是把那些背下来了，就是您儿子，背不下来就不是您儿子了？”他父亲气得吹胡子，但拿他没办法，因为他最小，母亲宠着，哥哥们和姐姐也让着。

“那你喜欢什么？”王一博问。

林忻想了想，“喜欢看天。”他说，“从小就是。别的小孩喜欢看地，看蚂蚁搬家，看蚂蚱跳，看鱼在水里游。我喜欢看天。看云，看星星，看月亮，看鸟飞过去，看飞机从头顶飞过去，拖着一条白白的尾巴。”

他开始说他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故事。那年他十岁，在武昌城外的一个坡上，听见头顶有嗡嗡的声音，不像蜜蜂，不像苍蝇，而是一种更沉的、更重的、像有什么东西在把天空撕开的声音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架银白色的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，低低的，近近的，他能看见机翼上的铆钉，能看见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轮廓。

“我站在那里，脚都动不了了。”林忻的声音轻了，像是怕惊动了什么，“它从我头顶飞过去，飞得很慢，慢到我以为自己伸出手就能摸到它。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久到它变成了一个小点，小到看不见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”

王一博听着，没有说话。但他知道那种感觉。那种脚动不了的感觉，那种伸出手想摸什么的感觉，那种看见了就再也忘不掉的感觉。他也有。在那间书房里，在那本航空杂志上，在肖战翻开第一页的那一刻，他就有了。

“你呢？”林忻转过头来，看着王一博，“你怎么喜欢上的？”

王一博沉默了好一会儿。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他低垂的睫毛照成了一排小小的、金色的扇子。

“有人给我看了一本杂志。”他说，“上面有一架飞机。银白色的，停在草地上。”

林忻没有追问那个人是谁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“那个人真好”。

王一博的喉咙动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——是。那个人真好。好到他想把那个人藏起来，藏到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。好到他坐上这列火车的时候，把那个人的笑刻进了脑子里，带走了。好到他现在坐在这里，跟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话，说的却都是那个人的事。他没有说，但他知道，林忻也许看出来了。因为林忻没有再问，只是笑了笑，又把头转过去，看着窗外。

到了饭点，林忻从皮箱里翻出两个纸包，一个塞给王一博。

“我母亲做的藕夹，你尝尝。”

王一博打开纸包，藕夹还是温的，金黄的外皮，裹着肉馅，咬一口，脆的，鲜的，满嘴都是藕的清香和肉的咸香。他愣了一下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热乎的、带着家味道的东西了。

“好吃吗？”林忻看着他，眼睛亮亮的。

“好吃。”王一博说。林忻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自己也拿起一个，咬了一大口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嚼得很香。

“我妈知道我要去广州，做了一整锅。我说带不了那么多，她非要塞，塞了十几个，说‘路上吃，分给同学吃’。我看她装了那么一大包，就没好意思拦。”林忻嚼着藕夹，含含糊糊地说，“你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广东那边的饭，你吃得惯吗？吃惯也得吃，不惯也得吃，反正也没人给你做了。”

王一博低下头，咬了一口藕夹，嚼着，咽下去了。他想起肖战说过的——“你太瘦了。”他想起那碗粥，那碗红枣山药粥，那碗写着“下次”的番茄炒蛋。他想起那个人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切菜，说“切菜有什么好看的”。他想起那个人站在月台上，穿着一件竹青色的长衫，笑着，嘴唇在动，说了一句他永远听不见的话。

他嚼得很慢，咽下去之后，他把自己的纸包打开，拿了一块桂花糕，递给了林忻，“你也吃，我先生做的。”

林忻看着他，嘴角翘起来，接过去，咬了一大口。

火车过了长江，过了湖南，窗外的风景变得越来越陌生。山多了，水多了，田里的稻子绿油油的，不认识。天一截一截地黑下去，车厢里的灯亮了，昏黄的光照在两个人身上，把影子投在墙上，摇摇晃晃的。

林忻还在说话。他说他大哥在汉口娶了媳妇，嫂子很厉害，把大哥管得服服帖帖的。说他大姐在上海学会跳交谊舞，回来教他，他踩了大姐好几脚。说他三哥最老实，从来不惹事，也从来不说话，像一棵种在墙角没人浇水的树。说他父亲身体还好，就是腿脚不利索了，走不了远路，去不了广州送他。说他母亲在他走的那天哭了，躲在厨房里哭的，没让他看见，但他看见了。

王一博听着，偶尔回一句，偶尔不回。林忻不在意，他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要把攒了一路的话都说出来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本想着一个人要坐两天的火车，”林忻说，“从武昌上车，往南走，会越走越热、越走越闷。包厢里就我一个人，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说着说着就不想说了。但没想到还没到广州就有人了。”

他笑起来，看着王一博。

“你呢？你有想过这些吗？”

“嗯，有想过。”

“那送你的那个人——”他本想问问是谁送的王一博，但他看着王一博的表情，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。

他不再问那个人是谁，也没有问那个人跟王一博是什么关系。他只是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，“他肯定会很想你的，像你想他一样。”

王一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。手上有薄薄的茧子，他把手握起来，又松开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林忻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问了。他把头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又说了一句。“我有一个朋友，今年去了日本留学。走的那天我去送他，他上了船，站在甲板上，冲我挥手。我站在码头上，也冲他挥手。船开了，越走越远，他的手还在挥，我的手也在挥。后来看不见了，我还在挥。旁边的人看我，以为我傻了。”

王一博看着他的侧脸，看着他被昏黄灯光照亮的、微微翘起的嘴角。

“后来呢？”他问。

“后来他到了日本，给我寄了明信片。说那边很好，说他会回来。”林忻转过头来，看着王一博，笑了一下，“所以我们也都会回去的，送你的人，也会等你的。等着等着，就等到了。”

王一博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窗外的天彻底黑了，火车在黑暗中穿行，偶尔经过一个小站，站台上的灯像流星一样从窗外划过，亮一下，暗下去，亮一下，又暗下去。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变成了背景，像一首没有歌词的、永远唱不完的歌。

王一博靠在椅背上，听着那首歌，听着旁边的人偶尔翻身的声响，听着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的，稳了。

他摸了摸下巴，那里的温度已经没了，但他知道它在那里。它会一直在那里，等他从广州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