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章 走了

三月中旬的时候，天津那边传来了消息。

王和是从前厅跑回来的，跑得气喘吁吁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灰布衣裳的后背湿了一大片。他在书房门口站定了，张了张嘴，看了一眼王一博，又看了一眼肖战，把嘴闭上了。

王一博放下笔，看着他，“说。”

“老爷说，”王和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那批东西送到了。孙德明的人接的手。人已经走了。”

王一博坐在那里，手里还捏着那支钢笔，指节微微泛白。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。肖战看见他的手，手指微微蜷着，指尖抵在桌面上，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松开了。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，终于被人轻轻地拧松了。

走了，孙德明走了。

王一博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。他写了半页的英文句子，写到一半停在那里，最后一个单词的尾巴拖得很长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。

他把笔放下，把笔记本合上，用手掌按了按封面，把它按平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肖战。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发亮，不是泪，是那种压了很久的、终于可以放下来的、松了一口气之后才会有的光。

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他走了。”

肖战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“嗯。”

王一博的嘴角动了一下，想笑，但没有笑出来。他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发现茶已经凉了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咽下去，又喝了一口。

肖战坐在他对面，安静地看着他。他知道这杯凉茶喝的不是茶，是这几个月来压在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。

他父亲的事，孙德明的事，那批军火的事，那桩终于解了的婚约的事。这些东西像一块一块的石头，从去年冬天开始，一块一块地垒在他胸口，垒了整整一个春天。现在终于有人搬走了一块，最大最沉的那一块。他松了一口气行，肖战也松了一口气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

孙德明走了之后，王家安静了许多。王守德不再一早出门，不再有当兵的从前门进来，不再有那些压低了声音的、在走廊上匆匆走过的脚步。

他每天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偶尔去铺子里转转，回来的时候会带一包糖炒栗子，让王和送到王一博的书房。王一博接过栗子，会剥一颗放进嘴里，嚼了嚼，说一声“甜”，然后继续写他的英文作业。

肖战还是每天来上课。从琉璃厂走到王家，穿过那些越来越绿的槐树和柳树，走进那间越来越亮的书房。他讲语法，讲单词，讲那些关于航空和天空的事情。王一博听，记，画飞机，偶尔问一些跟课堂无关的问题。

“先生，你说飞机从北京飞到广州，要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。也许一天，也许两天。没试过。”

“那以后试试。”

“好。”

王一博的英文学得越来越好了。他已经能自己看懂那本航空杂志上的一大半文章，遇到不认识的词会自己查字典，查不到的就用铅笔画一个圈，等肖战来了再问。

他的笔记本用了三本，每一本都写得密密麻麻的，英文单词、中文释义、语法规则、飞机的画稿，挤在一起，像一锅炖了很久的杂烩菜，什么都有，但每一样都煮得透透的。

肖战有时候会翻看他的笔记本，看他写的那些句子，看他画的那些飞机。飞机画得越来越像了，机翼的弧度、机身的比例、螺旋桨的位置，都画得认认真真的。有些飞机旁边还画了云，一朵一朵的，胖乎乎的，像刚从锅里捞出来的汤圆。

“你画云比画飞机好。”肖战有一次说。

“胡说。”王一博把笔记本抢过去，合上，抱在怀里，“我画飞机好。”

肖战笑了。“好好好，你画飞机好。”

日子就这样过。平静的，慢慢的，像那条从郊外流过的河，你看不出它在动，但它一直在流。

王一博有时候会想，这样的日子能不能一直过下去。他坐在书案前，肖战坐在他对面，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照在两个人之间，亮晃晃的，暖洋洋的。

他低头写笔记的时候，能听见肖战翻书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很轻，像风吹过树叶。他抬起头的时候，能看见肖战低头的侧脸，看见阳光在他的睫毛上镀了一层金边。他想，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不用往前走了，不用去广州了，不用飞了。就在这里，就这样，每天都能看见他，每天都能听见他的声音，每天都能坐在他对面，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笔记。

但他知道不能。那个报名表还在抽屉里放着，填了一半，还有一些空没填。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眼，确认它还在那里，然后放回去，关上抽屉。他不知道自己还在等什么。也许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也许是等他父亲的心情再好一些，也许是等他自己的决心再大一些。

他知道，他等的不只是这些。

他想等他把那份感情说出来，再走。不是对肖战说，是对自己说。他想在走之前，清清楚楚地、明明白白地、不再躲闪地对自己说，我喜欢他。

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、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的、压在心底压了整整一个春天的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黑暗里悄悄地发芽、悄悄地长大、悄悄地开出花来的那种喜欢。

他每天晚上躺下来，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把那句话在心里念一遍，念完之后翻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他还没有说出来。但他迟早会说的。他决定在报名表填好、交出去之后，在离开之前，找一个只有他和肖战两个人的、安静的、阳光很好的下午，把那句话说给他听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
四月底的时候，北京城里开始不太平了。不是那种当兵的拿着枪在街上走的不太平，而是一种更闷的、更沉的、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不太平。

街上多了许多学生，穿着制服，三五成群地聚在路口，手里拿着传单，见人就塞。有些传单被扔在地上，踩满了脚印，有些被人叠成纸飞机，扔到空中，在风里飞一小段，然后栽下来，落进水坑里。

肖战每次路过那些学生，都会放慢脚步，看他们一眼，然后低下头，继续走。王一博注意到了。有一次他问肖战：“先生，那些学生在做什么？”

肖战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在游行。”

“游行？”

“就是一群人走在一起，喊着同样的口号，举着同样的旗子，表达他们的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？”

肖战又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很多想法。反帝国主义，反军阀，反封建。想让这个国家变得好一些。”

王一博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“先生，我记得你参加过游行。”

肖战没有回答，他低下头，翻开杂志，翻到今天要讲的那一页，“今天的课开始了。”

王一博知道他在回避。他没有追问。但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注意那些学生。每次坐车经过前门大街的时候，他会把车窗摇下来，往外看。

他看着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举着旗子走过大街，旗子上写着各种字——“打倒列强”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“抵制日货”。他看着他们喊口号，嗓子都喊哑了，还在喊。他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、很亮很亮的东西。他不知道那叫什么，但他觉得那东西很好看。

他想去。他想走近了看，想听清楚他们在喊什么，想看清楚旗子上写的是什么字，想摸一摸那些被踩了无数脚印又被雨水打湿了的传单。

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去。也许是因为好奇，也许是因为肖战不愿意说，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也该知道一些什么。他已经十六岁了，不，他要十七了。他不是小孩子了。他应该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