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的南方闷得像扣了层不透风的塑料膜,老旧居民楼墙皮大片剥落,楼道里常年飘着潮湿霉味和楼下餐馆飘上来的油烟。我那年才六岁,蹲在出租屋狭小的阳台,指尖抠着生锈的防盗栏杆,耳朵死死贴紧客厅的门板,不敢发出一点动静。
我叫安捐,那年家里还凑齐四口人,姐姐安佟九岁,大哥安雨瑞十一,还有我的父亲安培正,以及今天执意要走的母亲。
客厅里争吵声撞得墙面嗡嗡响,女人尖利的哭声混着男人粗暴的呵斥,一下下扎进我耳朵里。母亲是外地嫁过来的,年轻时候模样清秀,当初不顾娘家反对跟着安培正,到头来熬了十年,被柴米油盐和丈夫的懒惰自私磨干了所有温柔。
“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!安培正,你成天游手好闲不上班,在家躺着喝酒,三个孩子吃喝学费全靠我打两份工撑着,我是人,不是铁打的!”母亲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,还有彻底死心后的疲惫,“离婚协议我已经打印好了,字我签完了,房子我一分不要,存款我只带走我自己赚的那点,孩子……三个我一个都不带。”
我指尖猛地收紧,栏杆硌得指腹生疼,心里莫名揪紧。我听不懂离婚代表什么,可我听懂了那句“三个孩子一个都不带”。
安培正摔碎了桌上的玻璃杯,瓷片碎了一地,他粗哑的吼声震得我耳膜发疼:“林秀你疯了?三个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,你说丢下就丢下?你走了他们三个喝西北风去?良心被狗吃了?”
“良心?我当年死心塌地跟你的时候,你怎么不提良心?”母亲冷笑,笑声里全是绝望,“你看看你这些年干的事,打牌输光工资,喝醉了就冲孩子撒气,佟佟小小年纪就要洗衣做饭照顾弟弟,雨瑞放学回来还要去工地捡废品补贴家用,安捐才六岁,跟着我们受苦,我看不到一点盼头。我还年轻,我不能困在这个烂泥坑里耗死一辈子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几秒,随后是纸张翻动的沙沙声。我悄悄扒开门缝偷看,母亲背对着我,脊背挺得笔直,没有半点回头的意思。她把薄薄一张离婚协议推到安培正面前,手里拎着一个早就收拾好的旧行李箱,拉链拉得严严实实,里面装着她仅有的几件衣服。
“孩子留给你,抚养费我一分不出,我没有能力。”母亲的声音冷得像寒冬的井水,“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的火车票,今天只是回来跟你把手续说清楚。”
安佟站在角落,小手紧紧攥着衣角,眼眶通红却不敢哭出声。大哥安雨瑞挡在姐姐身前,抿着唇死死盯着父亲,小小的肩膀绷得很紧,已经提前学着扛起保护姐弟的担子。
安培正盯着离婚协议,脸色青一阵白一阵,最后破罐子破摔似的往木椅上一坐,摆了摆手,满不在乎:“走就走,离就离,没你我照样养得活三个崽子。等你以后在外头过得不如意,可别回头哭着求我。”
母亲没接他的话,只是淡淡扫了一眼站在角落的我们姐弟三人,目光在我们身上匆匆掠过,没有半分留恋,仿佛我们只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她没有蹲下来抱一抱我,没有摸一摸姐姐哭红的脸颊,连一句叮嘱的话都吝啬给予。
“我走了。”
简单三个字落下,她拖着行李箱,头也不回地走出出租屋大门,脚步声一步步消失在楼道尽头,再也没有回来。
厚重的铁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,隔绝了最后一点属于母亲的气息。闷热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们姐弟三个,还有瘫坐在椅子上,转眼就拿起桌边酒瓶灌酒的安培正。
安佟终于忍不住,捂住嘴小声啜泣起来。安雨瑞抬手擦了擦姐姐的眼泪,转头看向阳台的我,眼神里满是不属于十一岁孩子的沉重。
我慢慢从阳台挪出来,低头看着地上碎裂的玻璃渣,心里空荡荡的,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,跟着母亲那个远去的行李箱,一起彻底消失在了这个破旧的出租屋里。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,原来亲情可以脆弱到这种地步。亲生母亲能轻轻松松抛下三个年幼的孩子,转身奔赴自己的新生活,留我们在泥泞里,跟着心性本就恶劣的父亲,往后漫漫岁月,只剩互相依靠。
安培正喝光半瓶白酒,随手将空酒瓶扔在地上,酒瓶滚到我脚边,发出刺耳的碰撞声。他抬眼扫了我们一眼,语气烦躁又刻薄:“哭什么哭,没用的女人走了更好,以后家里我说了算,都给我老实点干活,别指望有人疼你们。”
窗外的蝉鸣聒噪不休,闷热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攥紧安佟垂在身侧的手,指尖触到她冰凉颤抖的皮肤,心里隐隐生出一种模糊的恐惧——往后没有母亲缓冲,父亲藏在懒散底下的恶意,恐怕会毫无保留地全部落在我们姐弟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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