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离开码头的那天,天气很好。海面平静得像一面蓝灰色的镜子,几只海鸥跟在船尾,翅膀尖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。顾烨站在甲板上看着码头上的建筑越来越小、越来越模糊,最后变成海天之间一条细细的灰线。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——你把他丢下了。
他攥紧了船舷栏杆。指节泛白,关节咯吱作响。身后的副官见他站得太久,小心地过来提醒:“少校,甲板风大,您还是回舱里歇着吧。”他没有应。副官不敢再劝,悄悄退了回去。甲板上的海风又大又冷,他站在那里,一直到那条灰线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之下。
他还在继续想。
他从上海想到了香港,从香港想到了新加坡。船每停靠一个港口,他都会下意识地往码头上的人群里看——明知道不可能,却还是忍不住寻找那个瘦瘦的身影。然后他又开始想另一个问题,一个他一直刻意回避的问题——魏若来会等他吗?
他当然会等。他是他的,他答应过的。
可是……七年了。从他十岁到十七岁,这个人一直活在他划定的圈子里。他教他识字,教他算术,教他一切他能教的东西。可他没有教过他独立。他把他的翅膀剪掉了,现在又要他留在原地等他回来。他想起临走那天晚上,魏若来收拾箱子时平静得反常。十七岁的少年,面对一场可能持续多年的分离,既不哭也不闹,只是安安静静地把东西一件一件码好,语气平平淡淡地说“都齐了,少爷早点歇着”。那不是少年人该有的平静,那是被规矩驯出来的平静。是被他的“不许”打磨了七年之后,学会了不再问、不再争、不再表露情绪的平静。
顾烨忽然觉得很怕。怕等他回来的时候,那个人还是这样安安静静的——不是因为不想走,而是因为忘了怎么走。他把脸埋进手掌里,在异国的船舱里,在所有人都以为少校在休息的那个午后,做了他这辈子最不愿做的事——他开始后悔。不是后悔认识他,不是后悔要了他,是后悔把他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的人。
船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,他做了一个决定。
他铺开信纸,给祖父写了一封家书。信里先是报了平安,又写了些沿途见闻,最后在信末加了一句,轻描淡写,像是随口一提——“孙有一事相托:魏若来在府中,若有机会进学或习一技之长,请祖父安排。他天资聪敏,困在府中可惜了。”
写完之后他搁下笔,看着那行字。他这辈子第一次替魏若来向旁人开口。哪怕这个“旁人”是他的祖父,哪怕他用的语气是居高临下的“代为安排”。可他知道这行字意味着什么——他亲手把笼子门推开了一条缝。他把信封好,交给了船上的邮差。邮差接过信,说下一站靠港就寄出去。他点了点头,转身回了船舱。
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回到东院,推开书房的门,魏若来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,手里拿着那管磨秃了尖的狼毫。他走过去,魏若来抬头对他笑,说“少爷回来了”。他伸手想去碰他,可手指穿过了他的肩膀,像穿过一团雾。他猛地惊醒,背上全是冷汗。窗外是印度洋上的月光,亮得发白,照在海面上碎成万千银鳞。他坐起身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,打开,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。
“少爷,一路平安。”
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害怕——不是怕魏若来不等他,是怕魏若来除了“等他”,没有别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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